編按:本文綜合整理自 Dartmouth 校長辦公室公告〈An Update on the Provost Review〉、《The Dartmouth》學生報調查〈Santiago Schnell resigns as provost of the College〉、《The Dartmouth》9 月 21 日原始調查〈Op-eds, academic articles by Provost Santiago Schnell flagged as “AI-written”〉、Semafor 8 月 26 日調查〈AI writing has already begun to appear on op-ed pages〉、Semafor 10 月 30 日評論〈My reporting prompted Dartmouth provost to resign. It wasn’t the right call〉、Inside Higher Ed 報導〈Dartmouth Provost Resigns Over AI Use〉、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報導、MIT AI Risk Database 事件 #1791,並加入 Siami 編輯部觀點與分析。
2026 年 8 月 9 日,位於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的常春藤名校 Dartmouth College 教務長 Santiago Schnell,在《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專欄,標題是〈大學正在對抗 AI 弊案,但還有個更深的問題〉(“Universities are fighting AI cheating. But there’s a deeper problem”)。
文章的核心主張聽起來無可挑剔:大學應該設計出能「區分學生獨立完成的能力與他們在 AI 協助下完成的能力」的學位證明。
然後,事件變得非常諷刺。
兩週後,Semafor 刊出一篇調查,稱使用 AI 偵測工具 Pangram 檢測後,判定 Schnell 這篇專欄是 100% AI 書寫。接著,Dartmouth 的學生報《The Dartmouth》自己動手查了下去,發現他今年發表的 9 篇專業文章——包含那篇《華盛頓郵報》專欄與兩篇數學領域的學術論文——平均有 96% 被 Pangram 標示為「AI 書寫」。
他寫了一篇反 AI 弊案的專欄。那篇專欄本身被判定為 AI 寫的。他給學生發的否認聲明稿,同樣被判定為 100% AI 書寫。
八頁報告:不靠偵測器,靠對話紀錄
10 月 27 日,一份 8 頁的獨立調查報告送達校長 Sian Leah Beilock 桌上。主持委員會的是 Dartmouth 前教務長、計算機科學教授 David Kotz ‘86,成員還包括計算機科學教授 Hany Farid、 trustee Odette Harris ‘91、創意寫作教授 Peter Orner 與語言學系主任 Lindsay Whaley。
委員會的結論相當嚴厲:
「教務長使用 AI 有意義地改寫了自己的文字,違反至少一份出版物的 AI 使用及/或揭露要求;他未揭露自己的 AI 使用,明確違反了一家全國性報紙的既定政策;他對自己的 AI 使用並未坦誠;他未達到 Dartmouth 倫理行為準則、學術榮譽原則,以及 Geisel 學院對教職與非教職學術人員及員工之專業行為期待政策所訂定的標準。」
這份報告裡有一個技術細節,值得所有關注 AI 偵測議題的人停下來看:委員會刻意沒有使用 Pangram 或任何其他 AI 偵測工具。Inside Higher Ed 引述專家說法指出這類工具「可能不可靠」;委員會則選擇直接檢視 Schnell 的 Dartmouth Claude 企業帳號對話紀錄,搭配他與同儕、編者的往來信件。
換句話說,最終定案的不是「AI 說他用了 AI」,而是「他自己跟 AI 的對話紀錄證明他用了 AI」。
報告裡擷取的五段 Schnell 與 Claude 的訊息,成為全案最難以辯解的部分:
- 「我已準備好提交隨附的論文、補充材料與程式碼庫給 ChemSystemsChem。這篇論文不是生物學領域,而是化學。請想像你是一位具備非線性化學動力學與數學化學動力學專長的審稿人。你對這篇論文的審查報告會是什麼?」
- 「請對隨附的 TeX 檔案做出修正,程式碼庫也是。如果需要產生新的圖表,請提供給我,並告訴我你改了程式碼庫與文字檔的哪些地方,讓我檢視。」
- 「我請 ChatGPT 寫了一版回覆信給審稿人,隨附於此。請檢查。以此版本為基礎,你會對你的版本做什麼調整?」
委員會還在報告中點出一段最令人不適的對話。Schnell 把一篇即將刊出的手稿〈Academic Freedom and Catholic Mission: The Procedural Overlap Zone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上傳到 Dartmouth 的 Claude 企業版,然後問:
「這篇文章有很多 AI 寫作的痕跡嗎?」
之後,他提交了一版採納了 Claude 建議的修訂稿。
三篇論文,三種不同的結局
委員會檢視了三篇在他 2025 年 7 月到職後發表的文章,每一篇的判定都不一樣:
| 作品 | 出版方政策 | 委員會判定 |
|---|---|---|
| ChemSystemsChem 化學動力學論文(Wiley,9 月) | 期刊自「至少 2023 年」起即要求揭露 AI 使用 | 違反。使用 Dartmouth Claude 大幅編修手稿、除錯程式碼、生成圖表,未揭露 |
| 《華盛頓郵報》8 月 9 日專欄 | 報社要求作者確認投稿「並非由人工智慧或編輯軟體創作或操弄」 | 明確違反。ChatGPT 用於「修飾幾項論點、检查文法錯誤」 |
|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蛋白質聚集模擬論文(Springer,9 月 19 日) | 當時政策要求 AI 使用須記錄於方法段落 | 未發現違規。委員會認定「沒有證據顯示教務長使用 AI 編修或操改該論文文字本身」 |
| Journal of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待刊文章 | 該刊無特定 AI 政策 | 「未坦誠」。Schnell 稱僅「作為編輯工具」,委員會認為此說法「低估了教務長實際 AI 使用的性質」 |
第二篇與第四篇的關鍵差異很有意思。第三篇(Springer) Schnell 事後曾告訴共同作者,他把兩人的程式碼庫「丟進 Claude Max Code 與 ChatGPT Pro Code 做最佳化」,模型「一致地找出程式碼的問題與其他小錯誤」——而委員會在這個案例中認定他沒有違規,因為政策後來放寬了。
至於化學論文,Schnell 在 9 月 22 日致信校長,主張自己依循的是 2025 年之前的 Wiley 作者指引,那份指引並未要求揭露 AI 使用。委員會查證後指出:該期刊自 2023 年起就要求揭露。10 月 6 日,他向 ChemSystemsChem 揭露了自己使用 ChatGPT——但沒有提到 Claude。
為什麼這件事重要
這樁案子的價值不在「一位高官因為用 AI 被開除」這種獵巫敘事,而在于它把 AI 揭露義務這件事從模糊地帶準則化,並且示範了一條跟科技業完全不同、但邏輯完全相通的治理路徑。
第一,它的取證方法本身就是示範。當整個產業還在爭論「AI 偵測器準不準」時,一所大學的調查委員會直接跳過了這個爭論,改用最笨也最可靠的方法:看當事人的聊天紀錄。這套邏輯可以一比一搬到任何組織——公司稽核、期刊編輯、資安事件調查。要證明某人用了 AI,最可靠的不是第三方偵測器的機率分數,而是他的 own trace。
第二,它把「揭露」與「使用」徹底分開了。Schnell 的辯護核心是「AI 只是輔助工具,我發展論點、評估證據、決定結構、準備草稿、決定最終文字」——這個論述在學術上並非全無道理。委員會沒有否定這個論述本身,它否定的是另一件事:當一份出版物的政策明確要求揭露時,你不能一邊主張自己只是輔助、一邊不揭露。這正是 Siami 一直強調的原則——用不用是倫理選擇,要不要講是誠信問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第三,它暴露了一個組織層級的矛盾。Dartmouth 自我宣稱是 1956 年「人工智慧誕生地」,校長 Beilock 九月才在《The Atlantic》寫了一篇〈Why I Want More AI at Dartmouth〉。就在教務長辭職的同一週,學校照常舉辦「AI at 70: What Must Remain Human?」研討會,講者包括 Mira Murati 與 Yann LeCun,並且有 Anthropic 贊助的學生黑客松。這不是陰謀,這是整個系統的價值觀不一致:一邊把 AI 當成大學要擁抱的未來,一邊用同樣一套大學政策去要求它的最高階主管為使用 AI 負責。
第四,它的時機值得所有做 AI 產品的人警惕。Inside Higher Ed 指出,Schnell 辭職時,距 faculty 的不信任投票還不到兩週。他不是被檢舉流程壓垮的,是被自己的學生與同事一路逼到懸崖邊才落幕的。當一個技術的採用速度,遠快於社會建立共識的速度,第一個倒下的往往不是最差的使用者,而是最有名的那個。
數據解讀與質疑
這裡必須誠實指出幾個數據上的問題,否則這篇文章就只是在複述別人的結論。
第一,Pangram 的數字不該被當成定論使用。「100% 」「96%」「71%」這三個數字,全部來自同一套偵測工具,而這套工具的製造商正是學生報拿來測 Schnell 的同一個——而且它在本次事件中還被用來測了 Schnell 的否認聲明稿,得出 100% AI 書寫的結果。請注意,委員會最後完全沒有採信這些分數。Inside Higher Ed 也引述專家提醒這類工具「可能不可靠」、且 Schnell 本人指出它「已知對非母語英語使用者有偏見」(他本人是委內瑞拉裔)。更關鍵的是:這工具既然能測出「學生論文」,也能測出「官方聲明稿」,那它的一致性從哪裡來?數字聽起來很精確,但精度不等於準確度。
第二,Schnell 到底做了多少,委員會自己也說不確定。報告直言他的配合被評為「不充分」——他交出了校方發給他的筆電,卻拒絕提供個人 LLM 帳號的紀錄,也拒絕在委員會要求的時間會面,更沒有主動提出替代時間。委員會因此只能依據「現有紀錄」推估,並在報告中明說 Schnell 的公開陳述「可能低估了教務長實際 AI 使用的性質」。換句話說,報告裡的「有意義地改寫」這個判定,是一個下限估計,不是全貌。Schnell 的律師 Andrew Miltenberg 對《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的說法則更直接:他「在學院的內部審查中未被給予有意義的機會提出說明」。
**第三,「雙重標準」是真的,但追打的對象可能錯了。**Schnell 的確是教務長,而他的學生若交一份未揭露的 AI 論文會被處分。《The Dartmouth》評論版主編 Eli Moyse 的指控因此成立:不揭露、把不屬於自己的作品以自己名字散布,「仍然構成明顯的抄襲」。但反方同樣有理據:Semafor 舊金山分社主編 Reed Albergotti 在自己的報導促成辭職三天後撰文說「他不該因此丟掉工作」,並指出關鍵事實——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華盛頓郵報在一個月內共刊出 50 篇含 AI 生成文字的客座專欄,Schnell 只是其中一篇的作者。他舉出的理由是,AI 使用已經普遍到技術上無法根除,被逼走一個教務長不會讓這個現況消失,只會讓真正需要被討論的規則問題被一場辭職轉移焦點。
**第四,處理速度本身就是爭議點。**從 8 月 26 日 Semafor 調查、9 月 21 日學生報跟進,到 10 月 28 日辭職,全程約兩個月。期間 Schnell 還收到了化學期刊的更正要求、期刊編輯的暫緩刊登要求、律師介入、以及不信任投票的倒數。這種壓力結構下,一個人很難為自己辯護得漂亮——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委員會報告裡的措辭如此嚴厲,也或許正是律師要強調「未被給予有意義的提出說明機會」的原因。
(WMUR 現場畫面:教務長辭職後數日,Dartmouth 校園即舉辦 AI 論壇,教授與學生要求建立更明確的校內規範。)
(WMUR 新聞片段:完整交代 Schnell 辭職的經過與委員會的四項調查問題。)
結語:規則比處分更值得追
11 月初,Dartmouth 校內論壇擠進近 400 人,主席廳與 Hanover Inn 幾乎爆滿,主題正是「AI 在高教中的使用」。同一時間,學校正準備籌辦「AI at 70: What Must Remain Human?」研討會。學校沒有因為教務長辭職而放慢 AI 腳步——這本身,或許就是 Beilock 訊息裡「讓 Dartmouth 持續站在 AI 前沿」的真實意思。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那句寫在報告裡的話:委員會認為,作為首席學術主管,教務長「不應僅僅 uphold 這項原則,更應在自己的學術與專業工作中示範它的應用」。
這句話真正的射程,遠遠超出 Dartmouth 校園。
任何一個組織——研究機構、企業、媒體、基金會——都在某個時間點會遇到同一個岔路口:AI 已經在流程裡運作了,但揭露規則還沒寫下來。等到規則出現的那天,會不會有人問「你當初為什麼不講」?會不會有人被要求為此辭職?
Schnell 的案例給了標準答案,也給了最沉痛的示範。整件事最值得記住的一句,不是「他用 AI 寫了專欄」,而是他在被問到「這篇文章有很多 AI 寫作的痕跡嗎」之後,提交了採納 AI 建議的版本。
誠實揭露的成本,永遠低於事後被發現的成本。前者是一次坦率,後者是一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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